飞盘与足球场地之争 孰是孰非何去何从?

近期,“北京国安俱乐部售卖飞盘”引发热议,一度停留微博热搜前20。在足球迷聚集的某App平台,有关此事的评论也迅速成为热点。

一个是迅速“破圈”的小众运动飞盘,一个是令国人爱恨交织的足球,它们在球场上的“邂逅”并非和风细雨、各安其命。

“飞盘入侵足球场”的话题早在几个月前就随着飞盘“破圈”出现,足球场到底该不该玩飞盘成了风暴核心。

在网络上,足球与飞盘之争早已打响,网上偶有争抢场地引发口角的视频传出。在社交平台上,“足球”和“飞盘”唇枪舌剑。一方嫌足球踢得实在太臭,另一方则反讥飞盘就是个“约会神器”。

直到最近,中超联赛历史最悠久也最知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——北京国安,将这场“暗战”升温。

“北京国安俱乐部售卖飞盘” 从7月17日开始一度冲上微博热搜前列,到18日早上还停留在热搜榜的第17位。

在足球迷聚集的某App平台上,有关国安卖飞盘的评论同样是热点,每条相关信息的评论都在200个左右。

争议的焦点是国安飞盘88元的定价。有网友质疑国安飞盘一个88元的售价是在“消费”品牌。

一名国安天猫旗舰店客服回应北青报记者时表示,产品溢价主要是因为该飞盘为专业竞技飞盘,净重175g,可用于比赛、训练、休闲娱乐,飞盘中间印有国安的绿色Logo。

他一如往常地带儿子到朝阳公园玩,看见公园东侧的五人制足球场里有十几个人在热身,他告诉儿子那是在踢足球赛。

但后来张麟发现,热身活动中还有不少女性,穿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足球运动服。他才意识到,这是网上所说的“飞盘运动”。

如今,张麟越发感受到了“一飞盘来袭”的恐慌。上周,儿子训练的球场被分成了三个区域,最南侧是两个飞盘局,中间是一个足球局,孩子们则在北侧和副场训练。

训练结束后,张麟本想陪儿子在副场玩一会儿,结果没踢两脚,场地中又出现了两拨玩飞盘的人群。

“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过,现在训练一结束马上就有玩飞盘的来。”张麟望向四周,除了半场有两个队约20人在踢球外,其他的场地全是玩飞盘的。

回家后,张麟跟球友群里聊起这个现象,很多球友“抱怨”:现在足球场基本被飞盘占领了。

“以前我们踢球,都是大家拉个群,人数够了再去找场地。那时是场地不难找,人难凑。现在是人齐了,场地却都租出去了。”

在他们看来,足球场应该踢足球而不是玩飞盘,就跟篮球场不是用来跳广场舞一样。

飞盘是否侵占了足球场?北京青年报记者探访了北京多个足球场地,了解到的情况是:由于飞盘的加入,场地预订基本已满,但有组织的足球训练、比赛并未受影响,只是散客的承接有些困难。

四得公园体育场是飞盘爱好者较多的地方,北京青年报记者以市民身份向工作人员咨询得知,目前只有周一和周日的晚上8点到10点有空场,其他时间全部排满。

工作人员介绍,在飞盘运动未兴起之前,他们的场地确实存在一定的空场率,但并不多。如今不仅有飞盘订场,还有玩橄榄球的人也会来,“不过总的来说,还是足球的比例多一些。”

对于飞盘、橄榄球和足球是否会因场地起争端,该工作人员表示:“主要还是看管理,各个球场之间有隔断,基本上不会发生冲突。”

常营体育公园的工作人员表示,“场地之争”在管理过程中就能很好地解决。订场地之前,他们都会告知对方旁边场地是玩其他项目的,如果能够相互理解和接受,才会出租。

工作人员介绍说,常营体育公园除了主要用来承接足球青训,还承接了在京外籍友人的足球联赛,剩下的空场才会对外出租。

此外,常营体育公园还有一块人造草的橄榄球场,飞盘爱好者一般会被安排在橄榄球场,“如果橄榄球场安排不开,足球场又有空场,才会安排在足球场,所以飞盘和足球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矛盾。”

该工作人员承认,疫情过后,来咨询订场的人确实很多,他们也推掉了不少预订。此前场地方还会组织一些个人足球爱好者踢“野球”,现在基本很少,“主要‘野球’不好组织,放鸽子的太多。”

此前,足球球友中传言,因为飞盘局大量进入足球场,导致部分足球场地价格上涨。但在走访中,北青报记者并未发现此类现象。

奥体中心足球场是北青报记者走访的足球场中唯一涨价的,但工作人员表示,涨价是因为更换了新的草皮和设施,并非是供需矛盾导致的。

据奥体中心足球场工作人员介绍,除了给青训俱乐部提供长期的场地外,足球和飞盘的场地预订量基本持平,双方先到先得。

相比之下,奥森北园足球场则是用价格来调控飞盘和足球的预订。工作人员表示,预订给足球爱好者会更加便宜,而且还有长期会员的方式,而飞盘局则暂时没有会员价。

该工作人员也意识到,因为飞盘的兴起,场地预订确实火爆起来,但他们仍会优先提供给会员,也就是足球爱好者。

在奥森北园,北青报记者还遇到了几个来踢球的中学生。他们表示,自从飞盘火起来后,想租场地确实变难了,虽然价格没变化,但想在合适的时间租到场地真的不容易。不过他们对飞盘运动本身并不反感。

除了以上几家有一定管理方法的球场外,北青报记者走访的十里河足球场和朝阳公园足球场则表示,他们并不会区分租场地是为了踢足球还是玩飞盘,都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。

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以前飞盘没兴起的时候,场地也基本上能够都租出去。疫情过后场地里玩飞盘的确实多了不少,但相对来说,踢足球的还是更多些。

“我们其实现在也租不到场地。”伙伴运动俱乐部的飞盘教练陈志夫说,其实并不存在“飞盘侵占足球场”的说法,因为即便是在飞盘发源地的欧美国家,飞盘也没有自己的专属场地。

陈志夫觉得,这与飞盘这种运动门槛低、易上手的特点有关。在国外,飞盘可以在公园开放的草地上玩,如果要打专业比赛,为了避免受伤,就需要借助比较平整的绿茵场,比如足球场、橄榄球场、棒球场以及曲棍球场。

但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健身场地里,橄榄球场、棒球场、曲棍球场几乎没有,适合的只剩下足球场。

而从大环境讲,因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,足球培训机构都暂停了,一些有组织的足球民间俱乐部也无法承办比赛,足球场空了出来,足球散客利用场地踢“野球”,恰好这个时候,飞盘运动兴起,于是飞盘和足球散客之间产生了一些场地使用的重叠。

如今,足球培训机构的训练和足球俱乐部的比赛都重启,它们又都与球场方有长期稳定的合作,可优先使用场地,所以飞盘和足球散客使用球场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。

而相对于足球散客,飞盘又是有组织的活动,飞盘俱乐部可根据自身情况与足球场地达成一些稍长久的合作协议,所以最终形成了足球散客找不到踢球场地的局面。

“其实最初的阶段,飞盘也都是散客,玩的人多了,量上来以后,才以俱乐部化运营。说白了,还是看选择这项运动的基数。有了足够的运动人口基数,选择场地的时候自然方便许多。”陈志夫说。

“我对飞盘这项运动本身没有意见,但作为足球从业者来说,看到足球场全是玩飞盘的,我心里会不舒服,但那又能怎么样呢?中国足球的问题不就在于足球场上踢足球的太少吗?”一位职业足球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,在国外踢足球是最普及的运动之一,但在中国一直是踢“野球”的居多,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固定的组织。

早在6月份的时候,现役山东鲁能球员、前国门王大雷就曾在网上与球迷互动时表达过自己的观点:谁付钱谁用,至于用什么,是租用方自己决定的,“足球场没人踢,人家花钱租场地,想玩啥玩啥。”

还有足球业内人士表示,自己既踢足球,也玩飞盘,非要两者相较,抛开自己的职业不提,飞盘确实更好玩,“飞盘的起点低,大家水平相当,而且同事、朋友就可以组局,男女不限。踢足球,对抗性很强,有时候甚至会为一个球传或不传争吵起来。”

他认为,飞盘进入足球场其实是给足球人敲响了警钟,这里除了中国群众体育基础建设数量不足的老问题之外,更是“中国的足球文化输给了时尚运动文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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